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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从1916年开始的
2016-10-27 | 作者: 邵水清 | 来源: 中国矿业报 分享到

  判定一项工作是否正式开始或启动,或者考证这项工作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尤其像地质调查工作这样事关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状态与沿革,事关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大事项,恐怕得有几个令人信服的“杠杠”或者说硬性的“尺度”来衡量,否则是难以令人心服口服的。比如:这项工作当时是不是已有比较成熟的发展理念与理论指引并付诸实施;是不是有了被政府认可的法定机构并能够相对独立地运作;是不是拥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是不是拥有必备的人才队伍;在行业或社会上的认可度;等等。

  中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是从辛亥革命后起步的,这不存在什么争议。但究竟应该从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正式设立地质科算起,还是从1913年6月民国政府设“工商部地质调查所”算起,亦或应该从1916年民国政府改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为直属的“地质调查局”算起,却并不是没有争议或不同意见的。而以这些硬性的“杠杠”或“尺度”来衡量,我们认为,中国的地质调查从1916年算起是比较科学的,也是能够经得起推敲与检验的。

  下面我们即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并就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开展地质调查的理论与思路趋于成熟

  开展地质调查工作,首先得有地质学理论的指引。笔者在《中国的地质调查为何会在辛亥革命后出发》一文中已有论及,作为近代科学的地质学,是在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缓慢向近代化进化的过程中传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的,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具体地说,近代地质学知识传自西方,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的地质矿产进行调查也始自来华的外国人。

  按照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地质学在中国是按照器物(技术)层、思想层、教育层和机构层这个过程推进的。从16世纪后半叶的“西学东渐”,即西方近代地质学传入中国进行第一次启蒙,引进、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学科建制,培养本国的地质人才,到建立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研究与地质调查,大概历经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艰辛曲折并充满坎坷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近代地质学及其所承载与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一经传入中国,便与科学、民主、爱国等优秀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冲刷了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近而为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为地质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以磅礴之力催化着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以“矿业求富”以及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地质勘查事业的理想。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提到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实,早在1894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其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的经济纲领。辛亥革命后,国家建设问题成为孙中山思考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其实业救国的思想也日臻成熟。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先生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的主要物。”在其《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中,就有一部分是“矿业发展”。孙中山先生指出,要通过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实现实业强国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在实业部设立矿务司并专门设立地质科的原因。

  1911年,章鸿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归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地质学讲师,成为“讲授近代地质学的第一人”。1912年,章鸿钊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稍后,他接连在中华地学会所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其中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中,他痛陈中国地质调查之重要,我国地质在世界所占的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并列举英、法、奥、德、俄、意、美、日等东西列强的调查机构,建议在鼎革之初,应随新兴的国运立即工作,还提出具体建议:亟设局所(即地质调查局或所)以为之经略之基……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文后还发表了《附设地质调查学校缘起》,并拟定了学校简章。

  1913年,续任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写了一份《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其中写到:“夫欲兴矿业,必先知矿质之优劣、矿床之厚薄……今若以十五年为期,首三年为试办期,第三年后逐次增加调查员若干人,地质之外同时从事于地图之测量,至十五年可望普及全国”。他在说明书中强调“今日地质之急需”,提出应迅速筹划之两件大事,即成立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与地质调查所,前者目的在培养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后者目的在于从事野外实际地质调查。

  这些堪称中国地质事业奠基性的论述,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开展地质调查的重要性、时机,并提出了建立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的具体路径。这些理念与思路的成熟,为中国地质事业和地质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已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地质调查机构

  参阅李学通先生的《地质调查所沿革诸问题考》、张尔平先生《90年前的中国地质调查局》等诸多文献,我们不难理顺并勾勒出中国地质调查机构最初成立的历史脉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宣告了延续267年的清王朝被推翻,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当年年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国。

  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正式设立了地质科,章鸿钊任科长,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以“地质”命名的机构实体,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1912 年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实业部分为工商部和农林部,矿务司地质科隶属于工商部。时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的张轶欧沿袭了原南京临时政府的建制,在矿政司里也设地质科。张轶欧早年留学比利时习采矿,懂地质。他聘请留学英国的丁文江任科长。丁文江到任后,把原任南京临时政府地质科科长的章鸿钊也请到北京来。同年,中国第一位赴比利时攻读地质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翁文灏转道回国,也到地质科来与章鸿钊、丁文江共事。但实际上因缺乏工作人员,基本上没有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1913年6月,丁文江在取得张轶欧支持,并征得工商部同意的前提下,将原系管理机构的“工商部矿务司地质科”正式改名为工作机构“工商部地质调查所”,并亲自任所长。至此,中国第一个近代地质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诞生。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成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创始人。

  地质调查所是当时唯一的从事地质矿产调查和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也是中国科学界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尽管它以后隶属关系多次变动,但对外联系常冠以“中国”的头衔,即“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调查所”。

  1914年,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也改隶农商部,更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

  1915年12月30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拟扩充原有设备,组建地质调查局。1916年1月4日,经政事堂下令批准,地质调查所于2月2日正式升格为由农商部直属、实行独立核算的“地质调查局”。

  地质调查局由原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任局长,丁文江和农商部瑞典籍顾问安特生(J.G.Andersson)为会办(副局长)。按当时奏准的《农商部地质调查局规程》规定,该局设四股一馆,即地质股、矿产股、地形股、编译股和地质矿产博物馆,定额为39人,年预算为68000元。章鸿钊、翁文灏分别任局下设地质、矿产两股股长。地质调查局的成立开创了地质调查机构由部直辖的先例。

  1916年8月,新任农商总长到任后对部属机构进行裁并。10月,地质调查局恢复矿政司地质调查所之名。同年,地质调查所迁入北京西城兵马司9号。

  1916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部《地质调查所章程》出台并获得批准。章程明确规定,地质调查所隶属农商部矿政司,掌理地质矿产调查事项,下分地质、矿产和编译三股及各自的专业范围。这是中国科学机构最早的章程。从其厘定的这个所的定位及其工作内容可以看出,该所是政府部门中的学术机构与工作机构,其职能是为政府和实业部门服务的。事实上,以后的地质调查部门基本上沿用了这种职能定位。

  实体研究机构的出现和职业化,结束了自由式的科学研究方式,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开端,也从体制上保证了地质学者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的条件。有人评价,“地质调查所的建制过程不但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建制化的一个缩影,而且是中国近代科学建制化的代表之一。”

  以后,这一机构随着政治体制的频繁更迭而数易其名。1920 年地质调查所由农商部矿政司划归农商部直辖。1930 年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称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8年实业部与相关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又定名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地质调查所更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

  (三)培养有了从事地质调查工作的人才队伍

  1912年辛亥革命前,近代地质教育虽有萌芽,但成绩寥寥。中国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地质调查人才,应是在地质研究所创立之后。

  1913年6月,就在地质调查所成立的同时,考虑到开展地质调查不能没有地质人才,因此又设立了地质研究所。名曰研究所,实为一个地质学校,随即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招生,很快就招到了33名新生,多来自江浙一带及河北省。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都在所里任教。

  1913年,丁文江在章鸿钊的支持下创立了地质研究所这个专科学校,由从比利时归国的翁文灏专职任教,兼职教员11人。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同等学历学生,学制三年,共招收学生30名,“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范,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从兹始。”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地质学发展中的中坚。

  地质研究所开办之时,正值北京大学格致科地质学门因为生源不足而停办,丁文江、章鸿钊就与当时调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何燏时商量,请求把该校地质学门即在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的校舍及图书、标本、仪器及设备,借给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使用。何燏时本来就热心支持章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且前一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与章鸿钊共过事,而且能使北京大学地质学门闲置的办学条件得以重新发挥作用,自然是一口应承下来。这样,地质研究所就在马神庙原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旧址上顺利开学了。

  地质研究所学制定为3年,每个学年分为3个学期,每学年9~12月为第一学期,次年1~3月为第二学期,4~6月为第三学期。后两年照此重复,一共9个学期。课程设置上,第一学年的第一、二、三学期是基础课(国文、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化学——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图画等)及专业基础课(动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等)。第三学年的第四、五、六学期是专业基础课之另一部分及专业课之一部分(地质学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及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采矿学、冶金学等)。第三学年第七、八、九学期是专业课之另一部分及写毕业论文,等等。3学年9学期中都贯穿着外语课,每周3小时,主要是学英语,还开设第二外语——德语。所有的课程主要由章、丁、翁三人任教,丁文江教古生物学、地史学;章鸿钊教地质学通论、矿物学等;翁文灏教构造地质学、矿床学等。其余课程都聘请校外优秀兼职教师来讲授。如,张轶欧教冶金学,朱辊、李彬教采矿学,张景光(1884~1969)、沈瓒、孙瑞林教测量学,王烈、顾兆熊、王世澄教德语,等等。这样就形成了地质研究所专任教员和兼任教员的庞大师资阵容,使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野外实习也是该所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从第一学年后的暑假(1914年7月)到毕业前夕的第9学期(1916年4月),总共进行了11次野外实习,最短的1天,最长的34天,累计106天(约3个半月),野外实习主要在北京郊区尤其是西山地区,所以那里被称为“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章、丁、翁除了认真教学而外,对学员更多的教导是实践精神的锻炼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丁文江自己从事野外地质工作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的口号是:“爬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平路不走走险路,近路不走走远路”。翁文灏带学生野外实习时,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实习报告要经教员审阅、通过之后,方可参加期终考试和毕业考试。

  1916年7月14日,由地质研究所即地质先驱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等培养的第一批18名地质毕业生毕业,其中13人直接进入农商部直辖的地质调查局任调查员。这是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据史料,当时地质研究所结业的学员有22人,实际获得毕业证书者18人,获得修业证书者3人,未得证书者1人。获得毕业证书的18人在中国地质学史上被称为“十八罗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一览》一书中称:自此,“方可讲到‘调查地质’四字,亦即地质调查局之所由成立也。”

  在毕业典礼上,丁文江致辞忠告学员们,“不可染留学生习气、官僚习气,要勤俭自励”。中外来宾光临典礼,参观了大会上展陈的学员们所写报告、所测绘图件、所采标本等等。一些外国地质专家惊叹:“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

  就在这些学员结业的当年,翁文灏与章鸿钊将该所学生所撰写的实习报告编纂成《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并于当年出版。这部书是地质研究所师生在两三年间调查研究中国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成果之结晶,在我国地质调查史上享有崇高声誉。

  对于这个“地质研究所”,著名地学史专家王仰之曾撰文指出,“早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在北京办的地质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地质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开办的时间不过三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期,二十余人,而它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尽管地质研究所仅培养了一届学生即停办,但是此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设立地质系、地学系、史地系等,培养专业的地质人才。同时,也有一批留学修习地质学的人才回国工作,为此后各地质机构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础。

  有了机构,有了固定的经费,有了这批生力军,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工作,面向全国的地质和矿产资源调查也正式开始展开。由此,真正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百年历史的序幕。

  (四)中国人真正开始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成立后,丁文江双等起了培养地质人才和野外实际地质矿产调查的重担。

  在地质研究所招生圆满成功、教学运转正常后,丁文江就把所长一职交章鸿钊接任,自己抽身出去从事野外地质矿产调查。1913年10月,他约同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及中国地质学家王锡宾一同经过河北正定,穿越太行山脉,直到太原,调查了正太铁路沿线的地质矿产。此行历时47天,取得丰硕成果,他们撰写了《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在当时政府出版的《农商公报》1914年第1卷第1-2合期上。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在《丁文江——二十世纪的徐霞客》一文中这样评价此事:“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值得大书特书。”

  丁文江这次调查,还有其他方面的收获。比如,他对洋人调查中国地质的结论和成果,一方面虚心学习,充分继承其长处,一方面也绝不轻信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如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上世纪曾盲目乐观地妄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确实很多,而铁却不然,正太铁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他根据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1914年2月初春节刚过,丁文江奉命单身一人去云南省及云、贵、川三省交界附近的四川会理、贵州威宁等地调查地质矿产情况。此行历时一个整阳历年,即1914年春节后至1915年春节前。此行他主要调查了个旧锡矿、东川铜矿和宣威煤矿等几个大型矿山,又对滇东的地层、古生物、构造、矿床作了详细研究,特别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的错误。

  由于丁文江搜集的资料太多,成果太丰富,直到他1936年逝世,还有很多没来得及全部整理发表。他逝世后,以前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的王曰伦系统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云南东部马龙曲靖之寒武纪及志留纪地层》一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6卷(“丁文江先生纪念册”)上,署名为“丁文江、王曰伦合著,尹赞勋整理”。后来,黄汲清、尹赞勋等继续为他加工润饰,在他逝世后11年的1947年出版了《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查报告》,其中主要包括这次云、贵、川三省调查的内容。

  同时,从1913年到1916年,地调所培养出了叶良辅、谢家荣等一批人才,他们成为我国最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中国有了自己的地质专业队伍并开始实际工作。他们在河北、山东等地测制地质图,并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的调查工作,从而结束了依靠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的局面。

  (五)中国的地质调查从1916年开始的其他依据

  中国地质调查的长足进步受到学界的赞誉。胡适先生曾撰文评价:“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自从地质调查所成立以来,丁文江、翁文灏和其他的几位地质学者,用科学的精神,作互相的研究,经过种种的困难,始终不间断,所以能有现在的成绩。”

  黄汲清先生评价:“中国官办的科学事业,最早的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地质调查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西方人士也把地质调查所称为当时中国“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上述一系列的原因,从1916年民国政府改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为直属的“地质调查局”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起点,获得官方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认同并成为共识。比如,1941年12月14日,官方在重庆北培为地质调查所举行25周年纪念大会,说明当时官方是将1916年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起点的;当时,尹赞勋、翁文灏发出的书面邀请函也明确标示:“经济部直辖中央地质调查所自民国五年(即1916年)创设以来已届二十五迥年。”

  同时,以程裕淇、陈梦熊为代表的老一辈地质学家有关对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回顾文献中,也明确地质调查所是从1916年开始正式工作的。如程裕淇、陈梦熊在1996年出版的《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因而严格的说,1913~1916年是地质调查所的筹备时期,从1916年开始,地质调查所才真正成为我国第一个最早成立的全国性地质机构”,“中国的地质事业与地质科学,从1916年前地质调查所正式开始工作算起到1996年,是整整80年历史”。

  综上所述,中国的地质事业发轫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实业部地质科。而地质学实现本土化——即中国人成立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中国人自己应用近代地质学知识,独立、系统地开展地质研究与调查工作,1913~1916年是筹备时期,发端于1913年,正式开始于1916年。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众多专家、学者的著述,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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